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中一个特殊的阶段，时间虽然短暂，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思想和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庞大的变化。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传入，使民国时期的社会开始转型，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，中国传统经济和文化受到了强烈的打击，发生了以思想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为主的新文化运动。

新文化运动以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开办为开端，提倡民主与科学，批判传统旧文化及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口号的提出。提倡白话文，使语言和文字越发精密的统一起来，有利于文化的宣传和普及。

五四运动之后，民国时期人民的思想彻底被解放，加上科学技术的应用，书籍装帧设计开始兴起，使书刊字体设计受到了重视，也对民国时期的印刷术和出书业起到了重要的推行动用， 谁人时期的设计形态富厚，体现内容多样，充满了冒险。尤其是民国时期的美术字，可以算是中国现代字体的“再起时期”，无论是创意、形态或是笔划细节，都将一个个方块汉字发挥出新的组合变化，充满种种可能性。

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奇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，而设计与时代密不行分！而在民国设计大师中，我们熟知的文学家—鲁迅，也是一位设计大师！鲁迅先生较早的设计作品，是 1917 年 8 月 7 日完成的北大校徽的设计。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起用其时只是稍有名气的鲁迅，眼光可谓独到。

他在给先生的信中写道：“余想请先生为北京大学设计一枚校徽，也不必多庞大，只需将先生一向提倡的美育理念融会领悟即可。”其时的鲁迅虽有忐忑，但交上的草案让蔡元培连声叫好，这一基本设计也沿用至今。

从图案的组成来看，这一设计灵感来自于中国传统汉族修建部件——瓦当。瓦当在古代汉族修建中位于屋檐最前面的、筒瓦顶端的下垂部门，尤盛行于两汉时期，起到掩护木制飞檐、排水防水、装饰修建轮廓等作用。

鲁迅先生设计的标志接纳了“北大”二字的篆书，作上下排列，结构稳定、线条简练，构形之寓意传承于传统修建，而典雅的篆书轮廓又体现出时尚感。但如果只是将“北大”二字简朴地上下排列，就不会是现在这种效果。它之所以显出了简练优雅的质感，听说是因为，鲁迅先生将“北”字与“大”字的篆书举行了些许变化，使得两字的组成元素险些完全一致，都是“北”的一部门。

上面的“北”字出现出了对称之态，又说看似两个背靠背的人像，下面的“大”字则变形为“北”两部门的重叠，又看似一个正面耸立的人像，整体上看则组成了“三人成众”的努力意象，建构出北大学子以智识启蒙民族之想象。而在外围，接纳了中国印章的圆形轮廓，笔画舒展且空间比例匀称，简练大气，张弛有序。

在篆书与印章两重文人符号的叠加上，北大校徽从而显出了厚重的人文气质。鲁迅先生为民国设计的国徽这次小试牛刀之后，鲁迅先生在书籍封面和装帧设计中展现出了源源不停的才气——他一生设计了 60 多个书籍封面，把种种字体玩出了新名堂。

他对于传统文化中典型意象的自如运用，尤其是汉代石刻图案的运用。鲁迅先生也很是赞同大巧若拙、以虚为实之类的留白之理，因此他的许多书封面设计都选择了“素封面”：除了书名和作者题签外，不着一墨，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。

《呐喊》和《引玉集》是鲁迅书籍封面设计的两个经典之作。暗红的底色如同腐血，困绕着一个扁方的玄色块，令人想起他在本书序言中所写的恐怖的铁屋。玄色块中是书名和作者名的阴文，外加细线框围住。

“呐喊”两字写法很是奇特，两个“口”刻意偏上，另有一个“口”居下，三个“口”加起来很是突出，好像在齐声呐喊。鲁迅先生只是对笔划作简朴的移位，就把汉字的象形功效转化成具有强烈视觉打击的设计元素。《引玉集》为精装本，专门送到日本印刷。

苏联版画家们的姓名字母被分为八行横排，置入中式版刻气势派头的“乌丝栏”中，与左边竖写的“引玉集”三个大字相映成趣。圆形阴文的“全”字将方形构图打破，红底黑字的方框马上便活络起来。封面最左边有一玄色边线，漫过书脊，流向整个封底。

红与黑、与封面的白底形成强烈对比，乃中国出书物的经典用色。他的设计经典之作，还包罗一只猫头鹰。猫头鹰的双眼被画成了一对男女的头，很是奇妙。上图是鲁迅先生 1927 年出书的杂文集《坟》的扉页他将猫头鹰画在方框的右上角，歪着头，一眼圆睁，一眼紧闭，似乎正在凝思注视着什么。

猫头鹰是一种有特殊秉性的动物，它昼伏夜出，纵然是睡眠之中，也睁着一只眼睛。这种与众差别的生活方式，让人们感应它奇特的视野与眼光。

带着这种“业余感”的“醒目”，鲁迅提携资助了一大批晚辈。掀开设计和艺术史，从陶元庆、钱君匋，到司徒乔、罗清帧、李雾城、陈烟桥……一直到陈丹青，和现在作为青年的我们。想来大才气是融汇领悟的，故而能无往倒霉；而真思想是耐久弥新的，故而能代代相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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